024-2250-3777

疯狂7-疯狂7娱乐-疯狂7官网

产品展示

PRODUCT

联系我们 / Contact us

600位“愚公”凿穿燕山40周年 三流水的路还在走

发布时间:2019-07-18 15:41:25 来源:疯狂7-疯狂7娱乐-疯狂7官网点击:16

  新京报讯(记者 张静雅)北京房山,太行山山脉与燕山山脉交汇处,有一个叫“三流水”的小村庄。与所有埋在大山褶皱里的山村一样,这个村子必须和严酷的自然环境斗争,而村民采取的方式则格外决绝——1200米的高峰硬是从腰间被掏出了一条1080米长的隧道。自1979年三流水人凿穿了燕山,到3年前隧道最后一次加固完毕,“求生之路”已整整走了40年,当年凿山的600名当代“愚公”,或去或老。路通了,村里却还是冷清了下去,那些沿着隧道走出去的年轻人,走了再也不回头。当时如果不修路,村庄或许早就整体搬迁了吧?留守的老人们难免有些惆怅。这里山美水好,老人们种出的特产“红肖梨”快要丰收了,有了新的盼头。漫山梨花桃花盛开,岁月终究不能回头,三流水的自强之路,还在艰难地走着。

  

  三流水村通向外界的隧道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  现实版桃花源记 三流水村无流水

  出北京市区沿108国道迂回曲折的山路西行,在89公里处下道,向南沿盘山路上行3.5公里,就是三流水村了。地处太行山山脉与燕山山脉交汇处,村子被四面高山紧紧抱死:南边和西边是1000多米高的大凹尖山,翻过去就是河北涿州平原;东南方是800多米高的棺材山,越过去就是著名的周口店猿人遗址;东面和北面是1200多米高的后坡山,属于燕山山系,山后是房山区霞云岭乡政府所在地。老辈人传说曾有三条溪水,交汇到这个山谷盆地,这也是村名的由来。传说毕竟是传说,这三条溪水至少现在的村民都没见到过。

  进入三流水村需要经过一条长长的隧道。隧道口立着一块木牌,上面写着“世外桃源”三流水,板子上介绍着三流水村的自然风貌以及穿越登山步道导览图,洞口上方是五个红色的大字“三流水隧道”。车子开进洞里,洞底路面十分平展,间隔一段就有感应灯不时亮起。隧道不算宽,能容下一辆卡车通行。如果想面对面错车,要拣选偶尔出现的宽阔处小心通过。

  经过大约两分钟车程,便能迎来光亮,隧道走到了尽头。出了洞,就是一条十来米的通道,直通村里的小广场。正值防火期,几名穿着红背心的老人正坐在小广场的椅子上,晒着太阳聊着天,村里的小狗旁若无人地遛着弯。

  

  村子小广场上,老人正在晒着太阳聊着天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  隧道虽然挺长,在外乡人看来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,倒是进村后漫山遍野的桃花梨花会让人眼前一亮。“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。黄发垂髫,并怡然自乐。”用《桃花源记》里的诗句形容这里,并不为过。

  关于村子的形成,村中流传着两个版本。其一“大约在1860年前后,一家姓刘的人也许是逃荒,也许是避战乱,来到这里落脚,繁衍生息就形成了这个村子,现在村子里还是姓刘的人家多。”村民杨忠田说在《百花山志》中有“霞云岭”一章,其中记载:“三流水村,村址海拔703米,周围是海拔超过850米的石灰岩山地,村域面积14.2平方公里。清代成村。”另外一个说法,则是村民刘进良所称,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那段时间,有一大队人进入山中建造石板,进而在山中留了下来,形成这个小村子。

  无论是什么由来,无可争论的是,大山曾经阻断了这个小山村和外界的交往。进山时那条不算特别的隧道,村里为之付出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。隧道改变了村子的走向,也改变了村民们的命运。

  

  俯瞰三流水隧道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  养猪都不敢养肥 因为出山“背不动”

  “1992年,三流水经过拓宽的隧道通车后,村里90岁以上的老人才见到传说中的汽车是什么样子。在这之前,许多人一辈子没走出过三流水村。”曾经担任过三流水村支书的刘振先说,“现在从村里开车到霞云岭最多10分钟,搁过去,翻山去趟霞云岭最快也要半天。”这是他们曾经想都不敢想的,因为,曾经“想要走出去太难了”。

  说起原来的出行难,村民打开了话匣子。“那时公社供销社定期收猪,这里的猪都不敢养大,最大的150斤,再大就背不动了,更不好背出去卖。”村民刘进良说,村子里卖猪都要靠人力背出去。一只一百多斤的猪,要找三四个壮劳力,背上三四个小时,才能到霞云岭。“赶上收猪的日子,家里有猪的就犯难,猪是活物,装在背篓里不老实,这可是技术活,怂人背不了。一早走上山路,背到供销社,过了磅卖掉,再走回来就天黑了,溜溜儿一天。”刘进良说,那时候村里人都是互相帮忙,不需要给工钱,只要管顿饭就行。

  

  原来的出山路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  76岁的唐桂生,别看个子不高还挺瘦,当年他一个人可以背300斤,是村里出名的壮劳力。有一次往山上送粪,按斤数算工分,他把背篓装出了尖,背到山上一过磅,315斤。虽然有一膀子力气,年轻时靠力气吃饭的日子并不让他怀念,“背竹篓的绳子把肩膀都要勒断了。记得有一次,我走在山上,看着前面没有尽头的路,心里难受得想哭。”唐桂生说,在一趟趟的山路中,他心里不时会抱怨为什么自己生在这个村里。

  村里人最害怕的是有人生病。“村里有人生病能挨就挨了,实在挨不过的,要背到山外的医院。为了走山路,我们村还有专门背病人的篓子。”唐桂生回忆,曾经有个刘家人,在山上敲石板,被滚下来的石头砸断了腿,疼得一直叫。村里人看情况严重,决定给他背出去治病。“我把家里的门板卸下来,垫上被子当担架,三个人一起把他往外抬。谁想到,走了一半,板子断了。人摔在地上,我们只能轮流背着他出去。”还有一次深夜下大雨,刘老太太病得厉害,唐桂生和另外两个人一起,准备轮流背,把老太太放进篓子,给她盖上雨衣,背起来就上了山。雨大路滑,三个人几乎是爬着走,老太太的儿子跟在后边哭哭啼啼。“我们也着急,生怕走得慢耽误了看病。不知道跌了多少跤,连滚带爬,快天亮了,才赶到下河医院。可是医生说,已经来不及抢救了。”说起这事,唐桂生很伤感,仿佛回到了原来那个无奈的年代。

  被贫穷包围 村人盼望出逃

  刘振先说,村民被困在山里,就像是被贫穷包围了一样,无处可逃。“那时候村里的人都穷,没有一家人家里富裕的。”他说,愈是没有出路就愈是贫穷,甚至穷到连吃的都没有,“玉米皮、树叶子沤烂了,模样跟大粪一样,这就是吃食。穷到连烧的柴火都没有,虽然守着四面大山,但是山上的树木枯草早就被采光了。到冬天,村里几百口人都上山拾柴火,方圆三十里难找到烧的柴草。”想起那时候的生活,刘振先不由得抹了抹眼泪,喝了一口酒。“家里要是再养上个孩子,这日子紧的,真是上顿吃完得去找下顿,一点余粮都没有。”

  因为交通闭塞,进出村子都要花上半天的工夫,村里的物资也十分匮乏。谁要是从城里买回件新衣服,村里人能围着看上半天。村里的女孩们更是向往着能嫁出村子,“出逃”到外面去生活。“那时候山外的村子都这样吓唬小女孩,‘再不听话,长大了把你嫁到三流水。’我们村里的光棍多是出了名的。外村姑娘不愿意嫁来,有门路的小伙子就出去给人当上门女婿,有一家的哥仨都‘嫁’出去了,还改了姓。这样出去倒插门的就有60多人。没辙的就只好打光棍,像现在的刘玉国、刘振才都70多了,不还是光棍?”刘振先说。

  刘振先并不认可三流水村贫瘠这一说法,他认为,村子里也有好东西,只是当时缺乏一个出口,至少不至于饿肚子。“山里的好东西出不去,外边的东西也进不来,都是因为把村子围起来的大山。我们这里产‘红肖梨’,曾经上过国宴,好年景能产30多万斤。”

  红肖梨是好东西,又叫红梨,素有“京北名果”之称,产地就是燕山。在明清两朝,红肖梨还当过贡品。这种梨又大又圆,虽然肉质较粗但特别生津止渴。三流水村的红肖梨还格外甜,因为这里的水质土质都适合种植。村里老人说,大概还没这村子的时候,这里就有野生红肖梨的踪迹,新中国成立后,村里多户人家还找来了树苗进行种植,算是村里的特产。”刘振先回忆,没有路的时候,这些梨全靠人用背篓往外背。“背能背多少?最多也就能背出去十分之一。其他梨呢,自己也吃不完,眼瞅着烂,真可惜。”

  犹记当年热血 当愚公凿穿燕山

  今年87岁的老书记李志斌和老伴还住在村子里。1968年,他成为三流水村党支部书记,1986年退下来。老书记虽然年事已高,但腿脚利落,思维也清晰。“那时候,公社里的会很多,经常是早上9点开会。想要不迟到,我6点就要动身,3个小时才能走到。”李志斌说, “我带着村里人从1972年开始种树,原来这山上光秃秃的,有不多的杂树。我就想要给集体留下点资产,发动社员利用工余时间栽树。三年下来,南山50多万棵树都起来了,现在能有上万亩,都成这个村的观光景点了。”他说,规划时想高山栽油松,低山栽落叶松。“树苗子从山外背,那么多树苗,背起来很费劲,要是有个路就好了,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考虑凿山了。”

  

  老书记李志斌回忆开凿隧道的往事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  带领社员种树期间,李志斌随房山组织的参观团去了大寨、林县、新乡。“给我启发最大的是在平谷,那里有一个村子没有水吃,他们打了一个500米长的山洞把水从外面运进来。这可就在咱们北京,人家能干咱们怎么不能干。”李志斌说,他回到村里,把想法和村委会的人说了,没想到,大家都举双手赞同,“也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,在屋里跳着脚的喊着‘同意’,大家是被这大山憋屈得太久了”

  当时的房山区革委会主任张成基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。1976年秋收前的一个晚上,三流水村的党支部成员李志斌、刘守国、刘振先等聚在一起开会,讨论“凿山”的想法。“拼上命也要把这山给凿穿了!”那个秋天,凿洞的说法像风一样鼓荡在三流水,鼓荡得全村人热血沸腾。半个月后的一个早晨,27岁的唐桂生脱掉夹袄,向刘玉明掌的钢钎使出平生力气打下第一锤。村里的老人回忆,那个早晨,当突击队长唐桂生带着20个三流水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到山崖时,村民才反应过来“真的要干!”

  虽然热情高涨,但是缺乏实操经验的三流水遭遇了失败。刘进良说,最初计划在山坳打出一条路来,谁想到不到半个月工程就停了下来。“山中间的石头都是竖着的,挖着总是往下掉,特别危险。几次险些砸到了人。”虽然村民们凿山的热情高涨,但是工程还是停了。村民们将凿山挖出来的土都堆在附近的山坡下面,不时坐在土堆上。“还是想干!”大家都念叨着。

  “我们几个合计,从北边这个崖往外打,估摸着是到霞云岭公社和108公路最近的。”刘振先说,“铁锤、钢钎、小推车这些工具都是先从山下背上来的,自己有筐和背篓,这就是开山的家当。没钱买炸药,自己造,拿锯末、柴油、硫磺、硝铵配出来,劲儿小点,但也顶事。”村里能干活的人,不分男女老少都上工地。大家轮流排班,从天亮干到夜里12点,都抢着上。

  600人壮举 建成1080米穿山隧道

  那一年,李志斌整40岁,他让刘振先做总指挥,让刘玉明做现场指挥,唐桂生做现场副指挥。安排妥当,他下了山,“得请人谋划谋划” 。他跑房山、上北京,找有关部门,弄来了鼓风机、炮锤;北京地质学院的教授答应来帮忙做地质勘察;北京市公路局与当时的房山县和霞云岭公社都答应,适当的时候会提供支援。

  来帮忙的原长沟峪煤矿地质科的工程师朱光治带着人,前后两个月,无偿地给三流水村做了地质测量,重新选定洞口和方向。北京地质学院的教授也拿出了一个详细的地质勘查报告,报告里说,这是石灰岩,要穿越的山体有7处大的断层,施工时要特别注意安全。有了工程师指点,“愚公们”的进度快了起来,一个冬天就打了200多米。

  但工程不是一直顺利,没有经验的三流水村人也遇到过塌方。幸运的是,没有发生意外。在工程中,只有人受了轻伤,并没有出现重伤或死亡。村民克服种种困难,坚持着凿山。“炸山的炸药在洞内爆炸后散烟是个大问题,没有通风设备,又只有一个进口,散烟要两三个钟头,拿树枝子往外赶烟很危险,我就被熏‘死’过,像煤气中毒,全身都软了,抬出来缓了好几个钟头才活过来。”村民刘进良说。

  1979年,霞云岭公社派出工程队自西向东接应三流水,北京市公路局先后两次拨款30万元资助。这在当年可不是小钱。村民刘振先说,“当时专家给我们设计的洞应该是4米高4米宽,可越打越难,就越打越小,后来只能过一个人,手扶拖拉机进来运渣石掉不了头,车斗装满了,要把车头卸下来挪过去,安在车斗另一边再开出去。”1980年6月,三流水村民自东向西,在大山肚子里已经钻出400多米。

  

  村里宣传栏贴着当年凿隧道的故事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  隧道凿穿的那天,很多村民都回家去吃午饭,错过了。“快中午时,一波炸药引爆了,我们在洞外等着烟散出来。等了半天,洞里却没有烟。大家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然后恍然大悟地跑进去。隧道通了!”刘振先说,洞里一阵凉风,吹得人透心凉,虽然混着沙土,但是却让人浑身舒坦。整整4年,燕山这座1200米的高峰被三流水人硬是从腰间掏出了一条1080米长的隧道。

  “只要是为了这个洞子,村里人要命都给。边拓宽,边加固洞顶、硬化洞底路面,需要大量石子筑路,只要有空,村里人就自发地砸石子,小学生放学后,别的不干,也要先去砸石子。几天工夫就砸出了小山样的一大堆。”村里所有劳力又投身到二期拓宽工程上来,24小时轮班倒。村里在中国公路设计院上班的人回北京借回仪器,还带了两个同事,跑到洞里整整测量了一天,拓宽方案就出来了。村里前前后后,搞了300多万元资金。有了钱,底气也足了,4米高4米宽,洞顶钢筋水泥打拱,地面水泥石子硬化,隧道一天一个样。

  40年后的困惑 如果当年不凿山呢

  喝了酒的老书记李志斌总爱念叨,“第一批进洞的人走了一半了,但是三流水人忘不了他们。”三流水村最盛时达300多户人家,超过800人。1976年动工到1992年通车的这条隧道,仅直接参与开凿的青壮劳力就先后达600人,这还不包括参与辅助工程的老人和孩子。“这条1080米长的隧道,是全村人最辉煌的历史。”李志斌说着,又开始流眼泪。

  因为这条隧道,三流水人的生活便利起来。打工、上学、外出已经和外界无二。“桃花源记”的生活也成了过去式。然而,村里的年轻人还是越来越少,他们走出去就不想再回来,即使有了走10分钟就可以回村子的隧道。“外面的花花世界吸引人,出去了谁还想回穷山沟?”李志斌的女儿们也都嫁出去了,在房山区成了家。“过年过节有的时候回来,有的时候是把我们接出去。孩子们嫌这里穷,不愿意回来。”

  

  俯瞰山坳里的三流水村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  原本,村里人以为有了隧道,村里可以发展起来,隧道成为了一道桥梁,连接起村子和外界。可这道桥梁却是一条单行线,人走了就再也不回头。“当年,我就打算把村子里的红肖梨、核桃、杏之类的山货通过隧道运出去卖掉,挣些钱。”十几年前,杨忠田又想过把山里的产品卖出去换钱,但还是没能成功。“我包的100亩山地都栽了果树,可惜孩子们大了去外面上学上班,果树也没有人管了,害了病,也荒废了。”

  对隧道的爱,慢慢也变成了难过甚至埋怨。村民刘贤臣喝了酒总说:“看着这个隧道就来气。”他曾经和村民说过,如果不是这条隧道,三流水村的人早就搬村了,去外面过上了新日子。“要是没有这个可以通车的隧道,三流水确实曾经考虑整体移民。”曾任霞云岭乡党委副书记的董世民确认了这个说法,“在三四十年前,我们村子是这附近人最多的村子。现在倒好,村里人都没剩下几个了,还不是托了这条隧道的福。”刘贤成气呼呼地说,“就剩下我们几个老家伙在这里等死了”。刘贤成说,他曾经幻想,如果没有这条隧道,自己可能已经被搬迁到房山区里,由政府安排当工人,“那肯定是另外一番日子” 。

  红肖梨花开 老愚公们还有念想

  听到村民抱怨的李志斌正扛着大扫把从山上下来。他每天都要上山,把路上的石块、杂物清理干净。他很无所谓地摇摇手:“我在村里现在不招待见。有人觉得是我带头修了隧道,让他们搬迁的梦破碎了。”李志斌说,隧道只是解决大家出行问题,而不是一条“万能路”。“自己不努力,等着钱从隧道那头排着队送进来?那是不可能的。”他说,并不后悔开凿了这条隧道:“虽然我们老一辈被留在了村里,但是孩子们都出去了,而且过得比我们好,这就值了。”

  67岁的刘进良有三个女儿,现在都到山外面成了家,其中一人还考上了大学,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正牌大学生。“我在外面打工干了22年,现在干不动了,回到村里养老,就想过几天安生日子。”他说,此前为了养活三个女儿,他去工地做苦工,一天只吃一个烧饼,经常饿到夜里睡不着觉。“现在回来了,这里山好水好空气好,在家养鸡种树,日子挺不错的。”每天中午,刘进良和朋友会坐在桃树底下,吃着自家种出来的小菜,喝着酒,很是快活。

  刘进良对未来的日子也满是憧憬。“因为这条隧道,村子和外面也连上了。现在女儿从网上给我们老两口买回来日用品,快递把小车子开进来,我们去村口把快递拿回来。”刘进良说,别看村子藏山里,这里手机信号特好,山上有一个信号塔,李志斌叫它“手机塔”。同时,村里家家户户的电视都是有线信号,可以接收几十个频道;甚至有人家的电脑还能连上互联网。“村里也和外面一样,什么信息都收得到,不算脱节。老人在村里养老,孩子们在外面打拼,累的时候能有休息的地方,这里永远是孩子们的根。”

  “山里的东西还是好,就是需要精力去打理。”刘进良不服老,他在自家的地里种上了一百多棵桃树、杏树,细心看护。“我们这里的红肖梨特别好,我种的就是这个品种。现在已经开花了,等到夏天成熟的时候,我用拖拉机把果子拿出去卖点钱,也是一小笔收入啊。城里人喜欢吃山里没污染的野味。”他觉得,虽然年纪大了,但是不能“让自己闲着”。“只要和外面连上了,村子里的日子就有盼头。等这批果子下来,我再喊着其他村民一起种,劳动致富嘛,只要还能劳动,什么时候都不迟。”

  新京报记者 张静雅

 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李立军